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是全国法律统一的单一制国家。
在社会演化的早期阶段,并不存在规范性期望与认知性期望的分叉,比如人类早期的神裁法,就是高度形式性的,无需向外部世界学习。然而,一个电脉冲要变成有意义的信息,不是要与外界的刺激保持同一性,而是必须获得整个内部神经网络的融贯性解读。
一般说来,法学家们把规范视为法律的基本单位。当日常生活中各个领域的一阶规范评价发生冲突时,运用合法/非法代码,对发生冲突的各种规范展开二阶规范评价,并把合法的评价分配给法律系统所支持的规范,把非法的评价分配给法律系统所否定的规范,才能形成法律系统的运作闭合。对此,法律人类学家马克斯·格鲁克曼(Max Gluckman)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心理学事例可资借鉴:一位精神病医生对一位自认为是死人的患者,提示他还活着,但是却无法动摇患者的信念。必须感谢双重偶联性这个机制!正是因为双重偶联性,人们才能组成社会。传统法学理论中规范/事实这个区分,从法律实务和法律教义学的角度触碰到了系统论法学以规范性期望/认知性期望这个区分所揭示的问题。
但是,即便在当代对此问题最为深思熟虑的法学家,比如德国法哲学家考夫曼(Arthur Kaufmann),也只能用规范和事实的等置,或者,以事物的本质(Natur der Sache)等模糊不清的表述来勉强回应这一理论难题。在前现代社会中,无论西方的教会、村落共同体、城市共同体还是绝对国家,都已经演化出依靠程序解决纠纷的法庭。应按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修改宪法。
它的合法性基础不是过去的法统，而是革命本身。董成美：《试论现行宪法如何修改的几个问题》，同上，1982年第2期，第9页。20年来的行宪史，也是宪法的变迁史。张友渔等：《宪法论文集》、《宪法论文集》（续编），群众出版社，1982 [7] 作为一种分析方法，革命宪法、改革宪法和宪政宪法的类型划分对于非西方宪法，尤其是对所谓转型中的社会政治秩序，有较强的解释力。
它为认可和推动改革而制定，又因改革而屡屡修改。[5]这类政治决断，吸收了中国宪政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6]算得上重大的宪法改革。
倘若革命宪法已然成功了却合法化问题，改革宪法这一过渡时期或许成为不必。惟其如此，宪法方可为安邦定国、长治久安之基石。1982年修宪之时，思想解放方兴未艾，经济改革起步未久，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方略皆未确立，要制定一部能行之久远的宪法，何其难也。反对政协设为两院之一的理由，参见肖蔚云：《我国现行宪法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34-36页。
宪政宪法既是改革的，又是守成的。现在，我们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应高瞻远瞩，继续推进宪法改革，逐步完成从改革宪法向宪政宪法的历史性转变。注释： [1] 例如，1978年12月，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第86、92页）。张友渔解释说，一九七八年宪法虽然对一九七五年宪法有所修改，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来不及全面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也来不及彻底肃清‘左的思想的影响，所以还保留了不少不恰当乃至错误的规定。
应当从实际出发，调整和改变改革宪法的思维定势，对宪政的理论和制度洞幽究微，对各类修宪建议慎之又慎。张友渔：《关于修改宪法的几个问题》，《法学研究》，1982年第3期，第3页。
为方便网络阅读，对较长的段落做了疏分，注释按连载重新编号，其他皆无变动。作为根本法，宪法乃世之经纬，国之重器，百法之首，法治之要，既不可僵化不变，也不可轻言变易。
这个时候，不仅有宪法，而且有宪政。改革宪法出现于因国家的形势和任务发生很大变化而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广泛领域推行大幅度改革的时期，旨在确认和巩固改革成果，维护改革所需的秩序。宪政宪法出现于革命或改革已基本完成并确立宪政体制和法治原则之后。[5] 主张放在前面的是突出国家权利属于人民，先有公民的权利，才有国家的权利（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治组编：《中国宪法精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第51页）。宪法不单要跟着改革的步伐走，不断确认和巩固改革的成果，还要更多地引导改革、指导改革，为改革留出必要的空间，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传弘提供宏大而坚固的理论和制度框架，并在必要时能够限制改革、约束改革。例如，和平时期修宪之通例乃是以被修改的宪法为基础，1982年修宪却决定不以1978年宪法而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
不采纳两院制的理由，参见张友渔：《宪政论丛》，下册，群众出版社，1986版，第118-19页。二十年前修宪之时，思想解放方兴未艾，经济改革起步未久，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方略皆未确立，要制定一部能行之久远的宪法，何其难也。
而且，守成和稳定的成分占据主导。一切权力危机，皆为宪法危机。
纪念现行宪法颁布二十周年，重温修宪、行宪的历程，百感交集。[4] 反对两院制的理由，参见潘念之《有关修改宪法的几点意见》，《民主与法制》1981年第4期，第6句7页。
现在应考虑的问题是，宪法不单要跟着改革的步伐走，不断确认和巩固改革的成果，还要更多地引导改革、指导改革，为改革留出必要的空间，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的传弘提供宏大而坚固的理论和制度框架，并在必要时能够限制改革、约束改革。这决定了无论实体方面，还是程序方面，都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违宪改革、违法改革。但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宪法如何规定解决阶级斗争的程序？公民权利是否只能限于宪法而且限于1978年宪法？这类问题，还没有明确的答案。既是发展的，又是稳定的
对这两个命题的系统论述，分别参见［美］克里斯托弗·沃尔夫：《司法能动主义》，黄金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与前述权限一样，司法政策的制定，理应在法律上有专门的制定程序。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具有规范性、目的性、积极性和灵活性的司法政策，是重要的对应手段。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的。
不少时候，这种情形不过是人们基于经验的推断，但其推理的经验前提毕竟不是一锤定音的法律根据。司法不但面对焦点问题，高潮所在，而且还要合法地、妥适地解决。
[31]［美］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苏力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0页以下。2021年11月6日，美国联邦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判决美国总统拜登下达的要求百人以上企业员工必须接种新冠疫苗的行政命令存在严重的违法违宪等。它更进一步证成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不能单独制定司法政策。也可能导致法官在说理或裁判中，根据或参考相关政策，从而产生外部性。
这是由于美国是一个判例法国家，司法不仅给当事人生产判决，也通过给当事人的判决而对全社会生产有约束力的判例。三是一些大型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打击经济犯罪斗争的‘死角和‘死面，使一些经济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
尽管这是对法律和政策概念的双重修正，但也恰切地说明了政策——哪怕它与现代法律的关系并不大，在我国国家治理中曾有的地位和作用，毕竟在那个特定时代，司法裁判的根据经常是当时盛行的政策，甚至是具有政策功能的指示、语录。政策的这种灵活性，有助于克服法律形式理性的机械特征，修正形式法治的过于悖乎人情、变迁的事实等弊端，在保障形式法治的基础上，寻求司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实质合理性的特色，实现一定意义上形式与实质兼顾的实质法治。
而司法机关，尽管看上去只依法行使有关政策的审查权，但其审查结果常常使政策或有效，或无效，尤为重要的是在判例法国家，司法主体每每通过其判例制定政策，因而也是实际的政策制定者。这种情形，通过我国《立法法》第9条但书的除外条款中也可推知：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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